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信用联合奖惩制度加快推进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公布。据了解，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将全面覆盖重点行业领域，对诚信典型和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等便利服务措施。对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限制出境、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及其他高消费行为等措施。

现实生活中，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文书的债务人数量庞大，导致大量的判决书沦为“一纸空文”。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司法之弊，而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针对司法判决执行难的问题，国家政府部门也一直在寻求出台治理的良策。

2016年，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2017年福建、陕西、重庆、海南等省市都出台了具体的实施细则。各地的实施意见主要围绕强化对诚信行为的激励，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以及建立信用联合奖惩制度等几个方面对不良信用主体进行惩治，以维护社会诚信机制。

除此之外，此前的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与“芝麻信用”签署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合作备忘录。同月，双方通过专线方式实现数据对接，共享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开创了第三方商业征信机构首次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官方授权，为建立诚信评价体系迈出了重要一步。最高法还通过限制出行以及公布失信人员名单等方式加强失信人员的管理。有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644.52万例，其中自然人550 .96万人，企业或其他组织93.56万个。交通部门对老赖限制购买飞机票576.62万人次，限制购买列车软卧、高铁、其他动车组一等座以上车票207.23万人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国家加强社会诚信体系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之外，作为执行工作的实际主体，解决执行难，还是不能离开法院和法官谈问题。无论是国务院制定执行政策，还是最高人民法院颁行司法解释，落实到位还得靠基层法院负责执行工作的法官们。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很多理由说我国的执行立法相对滞后，执行工作缺乏应有法律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执行案件数量增长，而执行人员数量不足，有的地方还达不到应有的规模；加之我国没有自然人、非法人破产制度，在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债权人很难找到合适的救济机制，等等。这些的确是实际存在的问题，然而，面对执行难，负责执行工作的法院和法官是不是真的在挖掘潜力、排除阻力、尽心尽力办好手中的执行案件呢？答案恐怕是未必。

早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除了通过公安、检察机关，走公诉程序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外，老百姓也能通过自诉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凸显执行难的老赖那么多，可依法判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却少之又少，司法判决打折扣只会造成一些赖账的债务人当老赖的决心不减。

其次，法院执行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能力直接决定着执行效率的高低，一旦法院内部管理松懈，执行人员怠于执行、消极应对，就势必导致执行难上加难。实际证明，有的法院里面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行申请书长期处于排队等候甚至休眠状态。这恐怕也是法院执行难的重要内伤。笔者身边就不乏这样的实例。

在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位因为楼上漏水导致的民事赔偿纠纷，楼下受害的曲姓老人好不容易经过一年多的等待等来了生效判决，可区区一万元赔偿款，楼上就是不给。住着新买的产权房不可能付不起这一万元的债务。问题是法院又做了什么呢？在判决下来之后，曲老人苦等了好几个月还是等不到楼上自觉履行，不得不再次求助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一打听，得到的答复却是比你这数额大得多的案件多的是，你这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这么简单的一起民事案件，难道一定要让受害人申请强制执行走完所有的诉讼程序赔偿款还可能遥遥无期吗？判决生效之时法官能否(顺便)责令债务人当庭就履行？就算不能令债务人当庭履行，但对如此小额的易执行案件，法院能否制定出快速执行通道，现场立案，即刻送达被执行人，而不是按部就班，轮到了才执行。将一起很容易执行的万元小额执行案件与难以执行的千百万元的执行大案相提并论，这不是法院的执行管理工作出了毛病，就是法官办案方法不对，甚至有敷衍当事人之嫌。

诚然，法院的裁判只有得到实际执行才有意义。当败诉方不积极主动履行裁判义务时，就需要法院果断而有效的强制执行。对那些易于执行、能够执行的案件却怠于执行，拖拉执行，这已经不只是被执行人诚信不足，亦是司法诚信出了问题。唯有判决被执行，法律才能被信仰。司法执行如果失了诚信，又如何能督促被执行者讲诚信呢。